空军新疆航空队，作为“第一批红色飞行师”、“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陈云1938年1月6日瞩托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航空队”（邓发1938年2月7日宣布语），“我们准备将来空军的第一批干部”（陈潭秋1940年10月21日电报语），“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当代中国空军》1989年10月版论述语），确实是我党“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毛主席1955年3月题词语）的“红色种子”航空队。这一重要史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习近平语）空军新疆航空队，正是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中央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听党指挥，坚持理想信念，顽强拼搏，百折不挠，担当重任，无私奉献，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树起了一座熠熠闪光的军史丰碑。
       一、党中央始终关心空军新疆航空队
        由党中央、毛主席批准部署，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负责，精心挑选红军干部组建起来的航空队，始终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爱护。
自延安出发的19名航空学员，从西安动身后，毛主席、张闻天于1938年1月17日，发出了《关于来迪化学习人员已动身去兰州致邓发电》：
“邓：一、来迪学飞之十九人，已于十六日动身去兰。二、去兰后还需密与兰州办事处发生关系，以便料理一切。三、十九人从兰动身由严振纲带队。四、已要他们找张耀东副官同来。毛、洛”（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574页。）从电文可以看出，这19名航空学员的行程细节，也受到了党中央的密切关注，毛主席为他们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航空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和关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途经迪化停留期间，接见了航空队的两名班长吕黎平、严振刚。周副主席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详细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情况。当听说学员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周副主席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郭林：《周副主席过新疆》，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周副主席还听取了航空学员代表关于请苏联援助飞机，增加教学器材的要求。
       周副主席到达莫斯科后，一边治病一边工作。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于10月31日联名致信季米特洛夫<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反映在迪化的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半年来由于缺军事技术教材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或允许将学习较好的学员派到苏联办训练班。（见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2014年4月第2版，第378页。）
        1940年3月初，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最后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从莫斯科返回延安，途经迪化。他们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中共航空队学员，于是接见了吕黎平、朱火华两位学员代表，关切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进程和生活状况。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连营团师级干部，终年过着普通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副主席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的，暂时没有飞机就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见载于郭林《周副主席过新疆》）。
        这支航空队，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对外仍称航空学校）学习的4年半期间，党中央与中央驻新疆代表之间的许多份电文，均提到如何加强对我党航空队领导的问题。如：1938年2月11日，《邓发关于新兵营学习情况等给张闻天转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2月1日，《陈潭秋关于航空队要求增设器材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7月8日，《陈潭秋关于中共在新疆人员学习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这些电文，都向党中央报告了航空队的情况。
        中央驻新疆代表从八路军办事处致电中共中央的汇报请示，相应地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复电指示。任弼时回到延安后，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之一。据《任弼时传》记载：一九四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时，向在迪化的党员讲话，要他们安心学习和工作。……鉴于盛的政治态度正在变化中，中央电示在新疆的同志“严守纪律，安心学习”。从这时开始，新疆的来电毛泽东多次批示：“请任复”，“请任注意”。
         1941年7月3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工作由叶剑英<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管理，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仍由任弼时管理。”<见载于《任弼时年谱》>
        由于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位于特殊的统一战线环境，并负有特殊的使命，因此直接属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管理。中央书记处的大量电文，是由任弼时起草办理的。
        1942年6月11日，《任弼时致陈潭秋电》中明确指示：“航空队及学兽医同志要说服他们安心学习”。航空队的干部们，曾经因航空器材缺乏和盛世才的刁难，有些焦躁情绪，要求中央设法增加器材，以便增加训练时间。如在1941年2月7日《中共留迪化人员关于皖南事变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电》中就写道：“我航空队同志除加紧学习、迅速掌握技术外，并恳请中央设法增加器材，改善学习条件，以便在最近结束学习使命，走上斗争的道路，以达到消灭日寇及亲日派的目的。”（见载于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第43页）。
        航空队的同志们，也曾要求中央代表向党中央报告，批准他们回延安上前线打日寇。当收到党中央给航空学员的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后，学员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的直接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学习航空技术，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二、中央代表直接领导空军新疆航空队
         我党航空学员入学前，中央代表邓发将43名红军干部分成两个班，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党支部。邓发明确了领导关系问题，即航空队党支部由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不同“新兵营”的党组织发生关系。
        据航空队成员刘忠惠、张毅、云甫《在新疆航空队的日子里》回忆：“内部有一个秘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严振刚，副书记是吕黎平，严振刚调走后由吕黎平任书记。软禁后补选方华任副书记，支委是陈熙、方子翼、朱火华。”（见载于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资料丛书《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143页。）
这支航空队，在行政方面属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即校方管理，在航空训练方面由苏联顾问安排，在党组织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人员调整、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方面，仍由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和亲自办理。从第一任中央代表陈云开始，到第二任中央代表邓发接任，再到第三任中央代表陈潭秋继任，都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潭秋同志继任中央代表后，正是新疆局势波动不安，更趋复杂的时期。于是，他对航空队员们思想政治工作抓得更紧。他规定支委会成员及时到他的住处汇报工作。每一次支部大会，陈潭秋同志几乎都亲自参加，直接对党支部的工作进行检查、讲评和布置。他经常向航空队员们传达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作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还多次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激励航空队员们树立革命理想，战胜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陈潭秋还组织航空队的同志们学习了延安整风的文献。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委托任弼时等人审定在延安的百名左右有一定政治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党的高级干部名单，先学习理论，由中央学习组领导。“11月25日，毛泽东批示：请弼时把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发往各地，包括新疆、西安办事处。”（见《任弼时年谱》第413页。）陈潭秋接到通知后，按要求组织了落实。1942年1月30日，《陈潭秋关于组织高级研究组情况致毛泽东、王稼祥电》报告说：“此间高级研究组共参加十九人，我任组长，刘平秘书。总共分五组，计航队四人一小组，迪化工作同志梦秋、泽民、刘西屏、李宗林四人一小组，其余三组十一人均系招待处的”。十一人中包括从航空队调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严振刚。（见载于《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639页。）由此可见党中央、中央代表对航空队同志学习的高度重视。
        在生活方面，陈潭秋同志对航空学员十分关心。1940年后，盛世才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相应地增拨伙食费，学员们只好经常吃咸菜。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陈潭秋想方设法从办事处的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作为学员们的伙食补助。当改装战斗机的学员在野外机场艰苦训练时，陈潭秋同志设法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让学员们打些野味补充营养。当机械班的周立范经常肚子疼，督署航空队军医确诊为长了个大瘤子，是不治之症时，陈潭秋同志多方联系，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找到一名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切除大瘤子的大手术，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陈潭秋同志还及时了解我党学员的训练进度，与苏联顾问商议改进措施。当阿山、和田事件发生，盛世才调走飞机镇压“叛乱”，使航空队的学习受到影响时，陈潭秋同志曾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增加教学器材，拨给所需经费，并致电党中央，请中央予以催促。
       当盛世才加紧反共投蒋步伐，于1942年7月把中共航空队员逐出航校后，陈潭秋同志告诉我党航空队员：“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延安已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1942年9月初，陈潭秋同志找航空队党支部的新老成员谈话。他在分析形势后说：“党中央批准了你们撤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们现在就可以做走的准备……我们在新疆的所有人员准备分三批走。你们学习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见载于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血洒天山》）。
        不久，陈潭秋同志被抓走，航空队同志也被软禁、监押，与中央代表失去了联系。陈潭秋同志被害前还在关心航空队的同志，曾给他们写信加以引导，并嘱托党组织负责人，给航空队员每人补助100元生活费。
        1944年冬，航空队的同志们被转押到第二监狱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敌人用严刑毒打，甚至用砍头、枪毙来威胁他们，但他们忠诚于党，坚贞不屈。他们在党组织提出的“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战斗口号的鼓舞下，不屈不挠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集体无罪释放出狱。他们历经艰险，于7月11日回到延安，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接着，回到延安的31名红军干部，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奔赴东北老航校，迈上了创造辉煌业绩的新征程。（编辑：周长元）

作者简介：
王有生，原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新疆日报、新疆电台、新疆电视台驻空乌指记者站站长，原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员、军旅作家、空军史研究专家。